安危第二十五

  安术有七,危道有六。

  安术:一曰,赏罚随是非;二曰,祸福随善恶;三曰,死生随法度;四曰,有贤不肖而无爱恶;五曰,有愚智而无非誉;六曰,有尺寸而无意度;七曰,有信而无诈。

  危道:一曰,断削于绳之内;二曰,断割于法之外;三曰,利人之所害;四曰,乐人之所祸;五曰,危人于所安;六曰,所爱不亲,所恶不疏。如此,则人失其所以乐生,而忘其所以重死。人不乐生,则人主不尊:不重死,则令不行也。

 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,尽力于权衡,以动则胜,以静则安。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,爱身于为非,小人少而君子多。故社稷常立,国家久安。左奔车之上无仲尼,覆舟之下无伯夷。故号令者,国之舟车也。安则智廉生,危则争鄙起。故安国之法,若饥而食,寒而衣,不令而自然也。先王寄理于竹帛.其道顺,故后世服。今使人饥寒去衣食,虽贲、育不能行;废自然,虽顺道而不立。强勇之所不能行,则上不能安。上以无厌责已尽。则下对“无有”;无有,则轻法。法所以为国也,而轻之,则功不立,名不成。

 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,以刀刺骨;圣人之救危国也,以忠拂耳。刺骨,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;拂耳,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。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,猛毅之君以福拂耳。忍痛,故扁鹊尽巧;拂耳,则子胥不失。寿安之术也。病而不忍痛,则失扁鹊之巧;危而不拂耳,则失圣人之意。如此,长利不远垂,功名不久立。

 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,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;尽如此干,则上不失,下不亡。不权其力而有田成,而幸其身尽如比干,故国不得一安。废尧、舜而立桀、纣,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。失所长,则国家无功;守所短,则民不乐生。以无功御不乐生,不可行于齐民。如此,则上无以使下,下无以事上。

  安危在是非,不在于强弱。存亡在虚实,不在于众寡。故齐万乘也,而名实不称,上空虚于国,内不充满于名实,故臣得夺主。杀,天子也,而无是非;赏于无功,使谗谀以诈伪为贵;诛于无罪,使伛以天性剖背。以诈伪为是,天性为非,小得胜大。

  明主坚内,故不外失。失之近而不亡于远者无有。故周之夺殷也,拾遗于庭,使殷不遗于朝,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。而况敢易位乎?

  明主之道忠法,其法忠心,故临之而法,去之而思。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,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。能立道于往古而重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。 


译文:
 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种,使国家危乱的途径有六种。

  安定的方法:一是赏罚根据是非;二是福祸根据善恶;三是生死根据法律;四是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,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;五是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,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;六是衡量事物有客观标准而不凭主观猜想;七是守信用而不欺诈。

  危乱的途径:一是砍削木材偏到准线以内,即循私枉法;二是任意裁决,不依据法令;三是用别人的祸害谋划;四是用别人的灾祸取乐;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;六是喜欢的人不亲近,厌恶的人不疏远。如果这样,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前提,失去了害怕死亡的条件。人们不乐于生存,君主就受不到尊重;不害怕死亡,法令就不能实行。

  假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范围内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,在法令范围内竭尽力量,用来打仗就能取胜,用来治国就能安定。太平社会使人乐于生存去干好事,爱惜身体不做坏事,小人少而君子多。所以江山长存,国家久安。在狂跑的车子上不会产生孔子那样的智者,在倒扣的船只下不会产生伯夷那样的廉者。所以法令就是国家的船和车,平安时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现,危乱时争夺和贪鄙的人就会蜂起。所以给国家带来安定的法律,像饿了要吃饭、冷了要穿衣一样,是不用命令而自然需要的。先王把法令书写在竹帛上,它的道理顺应了客观规律,所以后人都能信服。如果让人们去掉饥寒时吃饭穿衣的自然需要,即使孟贲、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;违背客观规律,即使沿用先王之道也行不通。强制人们去做勇士也做不到的事,君主就得不到安宁。君主以永不满足的贪欲去搜括已被搜括尽的民众,民众就会回答说“再也没有了”;民众一无所有,就会轻视法令。法令是用来治国的,一旦被轻视了,君主的功业就不能建立,名声就不能获得。

  听说古代名医扁鹊疗治疾病时,插入刺骨的刀子;圣人挽救危国时,进献逆耳的忠言。刀子刺骨,所以身上一时疼痛,自己却能得到长远好处;忠言逆耳,所以心里暂且难受,国家却能得到长远利益。因些,危重病人从疼痛中得到好处,勇猛刚毅的君主为得福不怕进言的逆耳。病人忍住疼痛,所以扁鹊能竭尽技巧;君主不怕进言的逆耳,就不会失去伍子胥那样的忠臣;这是长治久安的方法。生病了却不能忍住疼痛,扁鹊的技巧就无法施展;危险了却害怕进言的逆耳,圣人的忠心就无法进献。这样一来,长远利益就不能传留后世,功名就不能永久建立。

  君主不要求自己像尧,却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,这好比巴望殷人都像忠直的比干那样,都像比干那样,君主自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失,臣下自然不会背弃君主。君主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,下面又有田成子那样图谋篡权的臣子,还要巴望他们都像比干,所以国家得不到一点安宁。假如圣君被废,暴君得立,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发挥长处,却要时常为短处所忧虑。失掉了长处,国家就建不起功业;拘束在短处里,民众就不再乐于生存。用没有功业的国君驾驭不乐于生存的民众,这在全国百姓中是行不通的。像这样的话,君主就无法役使臣下,臣下就无法侍奉君主。

    国家的安危在于君主能否分清是非,而不在于强弱。国家的存亡在于君主是徒有虚名还是握有实权,而不在于臣属的多少。所以,齐国是大国,但由于名不符实,君主在国内被架空了,名位和实权都已旁落,所以臣下得以篡夺君位。桀是天子,但没有是非观念;对无功的人给予奖赏,使阿谀奉承的人凭着欺诈手段得以尊贵起来;对无辜的人横加刑戮,使驼背的人因为先天不足而被剖背。把欺诈当成正确的,把大生缺陷当成错误的,所以小商得以战胜大夏。

    明君巩固内部政权,所以不会被别国所灭亡。如果国家内部治理得不好,却又不被别国所灭亡的,从来不曾有过。所以周朝夺取殷朝的政权,就像在庭院内捡到别人的东西一样容易。假使殷不在朝廷上丢失了什么,那么周人连殷境内的一根毫毛也不敢觊觎,何况敢于改变君位呢?

    明君的治国原则是适合法制的,这种法制适合民心。所以,贯彻法制,国家就能治理好;脱离法制,民众就会思念。尧和当时的国民并没有订立牢靠的盟约,但治国原则能够行得通;舜没有立锥之地留给后代,却结下了恩德。能够把古代尧舜作为榜样来确定治国原则,并把恩德永久留传给后代的君主,就叫做英明的君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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